讲华语运动45周年
从实现英文英语做为共同语文的结果看讲华语运动[^0]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45 Years


读吴俊刚先生的文章，《讲什么话才是新加坡人？》[^1]，有一段话涵盖了新加坡各种族：

 

[......在殖民时代，华人拼命要保留自己的母族语言和文化，因此花了最大的力气办华校，英殖民者始终无法把华人英化。马来人和印度人也是如此，因此过去我们也有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吊诡的是，殖民者做不到的事，现在却由我们自己给完成了[^2]。尽管政府硬性规定[^3]各族学生都须学“母语”（即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也一直苦口婆心，劝人学母语，但却面对不少家长的压力，要求降低母语水平，因为他们的孩子在母语学习上遭遇了难题。......][^4]

 

其实，只要我们暂时把历年来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考量影响放一旁，我们就不难发现，我国的教育和社会体制在二战后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一种在官方的政策引导和顺水推舟的情况下，逐步向着以英语做为全民各族中立的共同语，英文英语做为全民各族上学的教学媒介语文和工作场所主要语文的方向发展[^5]。这种发展在1987年，即37年前（1987至2024），就已经基本达成了。

 

(1) 实现英文英语共同语文的结果：各族语言面对衰微的困境

 

实现这样的发展结果自然有利有弊，新加坡人，尤其是身历其境的建国和立国两代人，对这些利弊应该都耳熟能详。

 

全民以英文英语做为（中立的）共同语文，有利我国建立公正平等与团结一致的多元种族社会；有利我国的教育与经贸发展。同时，对维持种族与宗教和谐，以及培养人民的国家身份认同感，也大有帮助。它的弊端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语言和文化传承必然会受到影响，边缘化，或甚至是衰亡的可能[^6]。

 

我们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在成功推行共同语文的政策后，会逐渐导致各种地方语言面对衰微危机的例子中不难理解[^7]，我国各族的语言，无论是方言、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在英文英语成功成为全民的共同语文后，也必将面对同样衰微的困境。上述吴俊刚先生的观察论述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印证。

 

当然，我们从上世纪的1960年代初开始，即，各族的语文源流学校逐渐被英文源流学校超越取代的时候开始[^8，统计数据]，就已经注意到及担忧有关的问题了。这种担忧的核心是因为英文英语和各族的语文是完全不同的语文，过度了，就会变质成为一种，英化或同化各族的，文化变迁与消亡取代的问题[^9]。而有合理的担忧和批评的声音是好的，健康的，这使到当局在推行英文英语做为共同语文的大方针时，必须不时强调及提醒人们，英文英语是中立的语文；同时也出台让各族学生都必须学习“族群母语”的政策，以保证人们的担忧与关切，得到公正平衡体制的维护，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也因此逐步建立形成[^10]。

 

如今，我们站在2024年的时间点回顾语文政策演变的结果，从英语几乎已经成为各族年轻家庭用语的事实[^11，统计数据]，以及社会上，“化多语为单语”现象变本加厉的情况来看[^12]，我们可以说是，“以举国之实际经历”，印证了，“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在成功推行共同语文的政策后，会逐渐导致各种地方语言面对衰微危机”的事实。这原本就是我们一直要平衡与克服的问题。但问题是，我们还能像上世纪1960年代初一样，会发出合理的担忧和批评的声音吗？

 

(2) 合理的担忧和批评的声音有助反省反馈

 

有健康合理的担忧和批评的声音与意识是重要的，它们有助于我们适时反省、反馈，和在有必要时，能够凝聚共识，制定新方法，以便防范或纠正任何政策可能造成的偏差或错误。例如，以“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在成功推行共同语文的政策后，会逐渐导致各种地方语言面对衰微危机”的现象做例子，他们问题的根源，明显的就是，“成功推行共同语文政策”后造成的。他们的反省、反馈，因此就能对症下药，集中在，推行共同语文的大方针时，如何能够兼顾地方语言的生存问题（当然不同的国家，国情不同，做法也将各异）。

 

我国目前的语言环境状况，也是因为我们，“成功推行共同语文政策”后造成的。这是最根本的事实，也是大家，包括选择以英语做为家庭用语的人们[^13]，该有的新认知与共识。换句话说，我们认同推行英文英语做为共同语文的重要性，但也需要知道它的成功是造成各族群母语（也包括方言）逐渐衰微，以及英语成为各族年轻家庭用语的最主要原因[^14]。如此一来，我们的反省、反馈，才有可能，直面问题根源，对症下药，持续集中在，推行英文英语做为共同语文的大方针时，如何能够兼顾各族母语和文化的生存问题。

 

当然，由于英文英语已经老早在1987年就通过全国学校统一的教学媒介语文，成为全民，中立的共同语文，所以在37年的根深蒂固发展后，要如何防止它的使用，“过度了”，显然就成为我国的多元种族文化体制与双语教育政策，是否能够长远平衡与确保英文英语始终做为中立语文的挑战。

 

(3) 《讲华语运动》不是方言与华语对立的问题

 

另外，在认知，“成功推行英文英语做为共同语文的政策”，是造成各族群母语（包括方言）逐渐衰微的最主要原因后，华社还需要厘清《讲华语运动》的作用与影响。

 

《讲华语运动》是在我国推行英文英语做为共同语文的大方针几乎将要达成的1979年开始的。当时进入华校就读的华族小一学生只剩12%左右（其他的学生都进入英校）[^15，统计数据]。到了1987年，当所有华校关门走入历史，全国学校统一的教学媒介语文都转换成英文英语后，华文华语就只能成为学校中，单科教导和学习的第二语文。这些就是1979年华社所面对的处境与前景。也即是吴俊刚先生所谓的，"......在殖民时代，华人拼命要保留自己的母族语言和文化，因此花了最大的力气办华校......"的整个体制和努力，即将崩溃的前景！

 

所以，当年摆在华社面前的，就好比是：“在一波波英文英语的浪潮中”浮沉20多年后，承载方言和华语的“船”要沉了，如果方言和华语只能救一个，该救谁？和，牺牲谁？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方言与华语对立的问题，因为其中还有（长期来就存在的）英语因素的作用与影响需要考虑，我们从当年政府发起《讲华语运动》的原因就能更清楚理解这点。

 

已故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1979年《讲华语运动》的开幕礼致词时，解释了政府的观点：“......我们所讲的方言可以分成十二种以上。儿童在家里讲方言；在学校里所学的却是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教育实施二十年以后，......大多数的学生结果只讲英语和方言。......我们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藉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一个人学会了华语之后，如果还继续使用方言，必将减低他讲华语的流利程度。......我国的华族家长，为他们的子女面对着这样的选择——英语和华语呢？还是英语和方言？......"。[^16]

 

简单的说，在英语、华语、方言的取舍中，由于英语是各种族之间的共同语，有学校体制的支持；华语是华族不同方言群体之间的共同语，也有学校体制的支持，而且华语在上世纪1920年代后已经成为华校主要用语（之前华校和私塾多用方言）[^17]，是长期来讲方言的家长让儿女上学读书识字的语言，所以华族家长为了兼顾孩子的前途和族群语言文化的有效传继生存，只能选择英语和华语。[^18，也可以不取舍]

 

因此，《讲华语运动》是以牺牲方言的方式，一方面通过行政措施，限制方言在一些公共领域的使用，例如在电台和电视台禁播方言节目；另一方面鼓励华族在家中及社群间改用华语沟通，让华语成为不同方言群体之间的共同语，以便华族学生在更多场合所听到的和所讲的都是华语，进而帮助他们能够专心学习华语和英语。

 

(4) 在英文英语大方针下的《讲华语运动》困境：力不从心

 

可惜，在推行英文英语做为共同语文的大方针下，华社要通过《讲华语运动》，同时“推行华语做为华族共同语”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1987年华校消失之后。因为，当在学校中只做为单科教导和学习的华文华语第二语文，以及做为教学媒介语文的强势英文英语第一语文，同时借助大规模和长时间的普及教育体制，一起进入不同方言群体的家庭后，能够真正有效取代方言（或填补不用方言后所留下空间）的，显然是英语而不是华语[^19，请看详情]。所以尽管《讲华语运动》至今已推行45年（1979至2024），但我们看到的结果反而是，不同方言群体的华族年轻家庭（，甚至包括原先讲华语的家庭），正在大量改用英语而不是华语做为母语和家庭用语的趋势。

 

由于这种大量改用英语做为母语和家庭用语的趋势，也出现在我国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年轻家庭，因此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有没有推行《讲华语运动》，这种英化的趋势都会发生[^20，请看原因]。这个认知对华社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能够看到，如果我们没有推行《讲华语运动》，我们还是会像我国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同胞一样，面对英化趋势的事实，并从大家相同的英化经历中理解到，这是因为我国“成功推行英文英语做为共同语文的政策”造成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本来就是“...我们从上世纪的1960年代初开始，即，各族的语文源流学校逐渐被英文源流学校超越取代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注意到及担忧...的问题...”，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根源，比《讲华语运动》早了大概20年。

 

(5) 在英文英语大方针下的《讲华语运动》困境：人们忘记最根本的问题根源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推行《讲华语运动》，我们应该会更容易看到和记得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根源；并且在英化的趋势出现时，让我们的反省、反馈能够正确针对这个根源，对症下药，纠正英化的偏差。

 

然而，事实上，我们有推行《讲华语运动》。只是不幸的，由于《讲华语运动》在强势英语的竞争影响下，始终无法帮助第二语文水平的华语，成功取代方言成为大多数华族的母语和家庭用语；所以当讲英语的家庭在1990年代开始逐年增加及取代讲方言和华语的家庭[^21，拐点1994年]，而记得和理解1979年华社那种，因为华校体制即将完全被英校取代，而担忧母族语言和文化将面对存亡前景与考量的人数又逐年减少的情况下[^22，请看：新华伤痕文学]，《讲华语运动》以牺牲方言的方式想让族群语言文化通过共同的华语体制有效传继生存的努力，最终难免只能被不少人（包括不通汉语或排斥学习华语的人）直观的理解和论述为两个问题，（一）方言才是母语，华语不是母语的问题，（二）《讲华语运动》造成方言在华族年轻一代衰微消失的问题。[^23，自掴一巴掌？]

 

其实，在理想情况下，如果《讲华语运动》成功，而且造成华族不同方言群体的年轻家庭大量改用华语做为母语和家庭用语的趋势，那么，这两个直观的问题可以被看成是对华社适时的反省、反馈。它们将有助于华社反思在推行华语做为华族共同语的政策时，如何能够兼顾方言的生存问题。例如探讨是否可以放宽对方言使用的限制，或是鼓励宗乡会馆开办方言课程等等。[^24，马国华人对方言与华语问题的看法]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讲华语运动》虽然有一定的效果，却没有能力达致上述理想的成功情况；反而是我国“推行的英文英语共同语文政策”已经成功达到这种情况，并且造成各族的年轻家庭大量改用英语做为母语和家庭用语的趋势。面对这种上世纪1960年代以来就让人担忧的英化现象终于成真的问题，我们的反省、反馈当然必须针对英化的根源，对症下药，探讨如何增加学校双语教育体制中的母语比重与水平，以及鼓励各族在家庭中、在同族社群间加强母语的使用等等，以便平衡我国推行英文英语做为共同语文的大方针“被过度化”所造成的英化问题。

 

(6) 族群母语衰微的困境：谁的责任？英化的归英化！华语的归华语！

 

可是，一提到母语，华社一些人士就会提起上述的两个直观问题，以致把问题的焦点从应对英化的问题，转为争论方言才是母语，华语不是母语，以及《讲华语运动》造成方言消失的问题。这样的理解与反应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思绪、认知与判断，结果往往只会伤到对华语的学习心态与认同感，却救不到方言，也解决不了“被模糊了或转移了焦点”的英化问题。

 

这种把英化造成的问题与责任，经由对母语的争论，（似乎）转而变成是华语及《讲华语运动》的问题与责任是不妥的。因为英化的问题，必须由造成英化的“最根本的问题根源”负责，不能把账有意的，或糊里糊涂的，算到华语及《讲华语运动》头上，否则长年累月下来，错误的认知可能会放任及助长英化的问题，以及对华族的语言文化传承与认同感产生不利的影响。

 

比如吴俊刚先生在《讲什么话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中就转述了一个例子：他的朋友有一天逗着五岁的孙女玩，听她满口英语，就叫她讲华语。不料这个还在幼稚园的娃儿竟然如此抢白：“我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讲华语！”[^25]。这种在幼儿园的年龄就已经开始排斥族群母语（或族群语言）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的，因为它反映的是我们国家社会的大环境对孩童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肯定不是我们推行多年的双语教育想要达致的目标。

 

所以华社今后显然需要协助人们更好的厘清与区分英化的问题和《讲华语运动》问题的因果关系，以及它们各自造成问题后的责任归属，即英化造成的问题归英化负责，华语造成的问题归华语负责，以便加强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平衡认知与公正平等的对待心理。长远而言，这样才能帮助我国各族人民，在强势英语的环境中不受影响，能够始终保持对我国多元种族社会的体制、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理解、包容，以及平等共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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