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darin, Dialects and Mother Tongue Crisis
新加坡华社面对的语文危机情况，可以从大约一半的华族年轻家庭已经把英语做为孩子母语的失衡趋势下<Ref1*>，我们却还不时陷入反复自我怀疑，争辩华语和方言的母语定位问题中看出来<Ref2*>。
因此，从危机的两个层面，即危险与机会的层面看，华社都面对了问题。在危险的层面，其实无论母语是方言或华语，它们都同样面对被英语迅速边缘化的趋势或完全取代的威胁。在机会的层面，争辩母语的定位似乎创造了华语和方言对立的负面机会，这不但模糊了华社长远的语言共识，也让不少人“危中见机”，从华语不是母语的争论中找到不学好，也不应用本身语文的一种心态依据<Ref3*>。这些情况显然已经使语文困境危上加危。
面对上述的双危处境，笔者认为，既使我们暂时“无机可转”<Ref4*>，至少也应该尽量防止或减低任何负面机会的出现与影响。因此，对于华语和方言被部份人民视为对立的心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通过不时的解说建立共识来消除人们这方面的误解。
众所周知，华语和各种方言尽管语音不同，但它们所使用的文字，即汉字和汉字的意义，却是统一的<Ref5*>。因此从这一点看，华语和方言可以说都是有关系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汉字根基<Ref6*>，所以本质上彼此并不对立。
一个人无论用那一种方言读书识字，他所学的都是相同意义的汉字，而差别主要是在语音（不同的方言）、词汇和语法上。因此任何用汉字写的书，例如《西游记》，我们的先辈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言阅读和理解。
然而，同文不同音的情况显然无助于不同籍贯人民的语言沟通，这在人民频繁流动的现代国家生活中将造成不便。因此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开始在不废除方言的基础上，推广在学校教学和在社会公共活动中，都以华语为共同语的基本政策<Ref7*>。
在新加坡，大至而言，我国独立前，多数华族孩子都是在家里讲方言，在学校则是，上华校的就接受华文华语的教育<Ref8*>，上英校的就接受英文英语的教育。
独立后，为了推行英语做为各族的共同语及延续英文做为主要行政语文的地位，我国从1966年开始强制施行双语教育<Ref9*>，确保人民即注重母语也注重英语。如此一来，为了多容纳英语做为共同语，华族孩子在家讲方言，上学学双语，负担自然就加重了。
到了1979年，双语教育实施十多年后，当局根据累积的经验察觉，“很少儿童能够应付两种语文再加上一种方言。”而且，“由於我国人口当中有二十五巴仙并非华人，我们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因此，“我国的华族家长，为他们的子女面对着这样的选择---英语和华语呢？还是英语和方言？”（注：本节所有双引号中的句子皆出自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1979年9月7日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的致词）<Ref10*>
从以上的引述中，我们不难指出，促成我国推广《讲华语运动》的原因与中国推广普通话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面对的是许多方言和一种共同语，我国华族面对的则是许多方言和两种共同语。
因此，《讲华语运动》是为了推广华语，但它的被催生却也是与要容纳两种共同语的政策息息相关的。从这个事实看，我们显然不能将两种共同语和方言的问题，简化成华语和方言对立的问题来理解和评断<Ref11*>。
而且从前述的，“英语和华语还是英语和方言”的选择中，我们知道，当我们才刚要开始推广华语作为华族共同语时，英语这个共同语其实基本上已经在我国社会形成。所以若华族对本身语文的延续即没有共识也“不尽本份”，英语是完全有可能取代华语（和方言！）的位置，成为华族共同语的。
华社人士都明白这个不利的前景，因为从1979年的小学新生入学百分比看，英校新生已经上升到91巴仙，华校新生却下降到9巴仙<Ref12*>。所以多年来有效支撑华社的语言、文字及文化传习的华校体制显然正在逐步解体（后来华校终於在1987年走入历史）。
因此，当时最令华社关心的问题是：在华校解体后，我们该如何重建一个有效的替代机制来传承语文和文化传统呢？
《讲华语运动》的推出，其实可以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努力。但是，为了推广华语作为华族共同语，进而支援学生的语文学习<Ref13*>及防止华族的共同语变成英语，华社家长必须做出和孩子多讲华语，少说或不说方言的决择。
这样的决择，对于多数关注华社语文和文化前景的人而言，应该是出于一种牺牲的精神而不是华语和方言对立的结果。人们希望方言的牺牲能够帮助华社，尽快赶在受华文教育的国人消失前，成功建立一个以华语为共同语的传统。
这样的传统或共识，相信才最有可能为牙牙学语的本地华族小孩，争取到学讲华语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唯有逐渐增多并成为大多数人持久、自然的选择，《讲华语运动》的目标才算达成。华社才有可能培养出更多，快乐的接受双语教育，长大后能够平衡对待和使用双语，以及尊重多元文化共存心胸的后代。到时，人们自然就不必时常为母语的定义是什么操心了。
以下是本文的注解(Ref):
[……小一生来自讲英语的家庭的比率，从1988年的20%增加到1999年的43%。……]
参考：书本，《华人.华语.华文.Mandarin：The Chinese Connection》
页数：Pg41的统计图表及说明。
出版：推广华语理事会.新闻及艺术部
日期：2000年版
编号：国家图书馆.SING.306.4495957.MAN
对于这类，我国语言环境的现象，庄永康先生在他的文章，《英语的强势无法视而不见》（早报.众议园.22/06/2003）中，就曾借用一句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来形容。以下特别引述该文的几个段落供读者参考：
[……对于新加坡的语言环境，我常喜欢借用一句唐诗来形容，那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英语以外、被称为“母语”的其他语文的传习与应用，此间动不动便听到嘈嘈切切而又束手无策，闹得似乎很大到头来却又毫无收获的争议声。这包括最近的：用英语教华文行不行得通、用华人方言抗沙斯是否特别有效，该叫沙斯还是叫非典。
而当大家都脸红耳赤、面面相觑之际，新加坡的强势语文——英语，却又在迅猛的风势持续推动下，悄悄地翻越另一道山峦，眼前出现另一片风景。
这里并没什么阴谋论，我的意思是说，在新加坡谈论语文的管理和发展等等，倘若不根据英语强势的现实来谋划，最终必将徒劳无果。这也说明了，即使华语被称为“母语”，也削除了第二语文等标签，它的有效传习目前仍然任务艰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也将是越来越困难的。
也许有人说，推翻了英语至上的政策，不就行了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因为，英语的强势并不局限于新加坡，而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无论岛国境内变得如何“多元”，每部戏都是四大官方语文和华人12种方言的混合，无论新加坡换了何人当政府，我们跟美英澳纽，跟亚细安其他九国打交道，谈判磋商，还是要用英语。
有识之士曾经提过，却往往缺乏深入探讨的一个趋势是：当我们下一代的莘莘学子都掌握了相当程度的英文英语，脱然无累地通往一个广阔的资讯、政经、科技、商贸领域，甚至，文化艺术的感情世界，他们在语文上的“选择”将会是怎样的？靠“巨龙起飞”作为学习华文的牵引固是道理，但“英语＋母语”的布局，相信仍是个极难平衡的机制。 ……
……面对着英语强势的新加坡“双语教育”，基本上有两种选择。其一，是以英语为主，而母语则作为优美的文化修读。其二，也是以英语为主，而母语则聊备一格，作考试领取文凭之用。其余的讨论，都是两岸的猿声，对英语、母语前景，皆无决定性的作用。……]
Ref3: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参考下述的英文文章：
或在期待中国的商机会带来本地人学习语文心态的转机。
指中国自秦朝推行[书同文]之后的汉字而言。以下的引述是抄自：
参考：书本，《中国的语言和文字》
作者：竺家宁
页数：Pg72，77～79
出版：台湾书店
日期：民国87（公元1998）年初版
编号：国家图书馆.495.1.ZJN
[……世界上的文字主要有两个系统：形声文字和拼音文字。汉字就是一种形声文字。英文、法文、德文都是拼音文字。……
……汉字和拼音字还有一点不同，拼音字直接记录语言的发音，从属於语言，附属於语言，而语言又是随时在变迁的。因此，几百年前的英文就没有多少人看得懂，…形声文字就不同了，它对语言而言，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比较不受时间的束缚。不论几百年、几千年，语言怎么变，字形总是稳定的。同一个字，唐朝人用唐代音念，宋朝人用宋代音念，现代人用现代音念，写下来都一样。…今天，我们可以很轻松的阅读两千年前的《史记》、《论语》，而不感到有太大的隔阂或困难，……
……就空间因素而论，汉字也比较不受地理上的束缚。中国方言众多，各地腔调互异，却可以用一样的文字相沟通。同一个字，山东人可以用山东话念，广东人可以用广东话念，闽南人、客家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方言念，念起来，大家都不同，写下来，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字形，同一个意思，…所以汉字能够不受语言的牵制，正如同阿拉伯数字[1234]一样，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念的不同，写的却同。……]
所以任何以“华语不是本身母语，方言才是 ！”为藉口，而不学好，也不应用华文者，他们丢弃的将不只是华语，而是本身的方言也认同的汉字根源。
关于中国近百年来的语文演变问题，请参考：
参考：书本，《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
作者：周有光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日期：1997年11月第1版
编号：国家图书馆.R495.11.ZYG
从以下的引述中，我们知道方言教育到了1955年显然已经不普遍。因此华校教导的主要是华文和华语。
[……1955年的《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正式对双语教育问题提出具体实施建议。它认为“将教育区分为英文教育与方言教育（大部份乃华文）对于新加坡之前途乃不健全，此为无可否认之事实。……]
参考：书本，《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
作者：吴元华
页数：Pg242
出版：联邦出版社
日期：1999年初版
编号：国家图书馆.SING.306.4495957.WYH
以下关于双语教育发展概况的引述（1955～1969年）是抄自：
参考：书本，《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
作者：吴元华
页数：Pg234，242～244
出版：联邦出版社
日期：1999年初版
编号：国家图书馆.SING.306.4495957.WYH
[……行动党政府虽然很早就提出要在学校里教导双语的构想，不过现在我们都很熟悉的双语教育政策则是从1966年（本论文止于1965年）起，才在所有学校正式推行的。在这之前，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仍然是分为华文、英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四大语文源流。
其实，华校里则向来相当重视英文的教学。有数所华校是公认的双语并重的学校，…它们的毕业生大都能应用两种语文。……]Pg234
[……1955年的《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正式对双语教育问题提出具体实施建议。它认为“将教育区分为英文教育与方言教育（大部份乃华文）对于新加坡之前途乃不健全，此为无可否认之事实。
“吾人迟早必须面对如何将此二教育包容于教育制度内之问题。吾人认为越早面对此问题，则对各方越为有利。”因此报告书里有两个有关双语教育的政策性的建议：
英语、马来语、国语（华语）及淡米尔语四种语言中，最少两种应为各种学校教学之媒介语。其语文教授应尽可能提高水准，俾新加坡将来之教育制度能造就同样精通（如不能有三种）两种语文之学生。
在包括华文及其他方言教育之教育制度下，小学阶段应规定为两种语文之教育，中学阶段应规定为三种语文之教育。根据国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及英语四主要语言，小学教育应以家庭用语为始，然后继以英语。
如以英语为开始之学生，其第二语文可随意在其他三种语言中选择之。在小学以上，或中等（中学）教育阶段中应力攻第三种语文，为期最少两年。……]Pg242～243
[……1959年行动党执政后，首任教育部长杨玉麟在首届立法议院会议宣布，政府接受《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的建议，“实施小学两种语文制，中学三种语文制。”第二任教育部长王邦文于1964年宣布：教育部正在考虑，如果客观环境与财政条件允许，将于最近的将来在“本邦四大教育源流学校里，将第二种语文列为必修科。”
这个宣布马上获得新加坡华校教师总会、华校联合会与华文中学教师会的“热烈欢迎”与支持。后来教育部决定从1966年起，在所有学校教导第二语文，并规定从1969年起，第二语文列为会考必考科。于是，双语教育制度正式制度化。……]Pg244
参考：书本，《推广华语运动开幕演讲专集（1979～1989）》
页数：Pg8～9
出版：---
日期：---
编号：国家图书馆.R.SING.495.1095957.SPE
或者倒过来说，若有一天我们想加大方言的空间，公平的做法显然需要华语和英语都腾出一些空间来，不是吗？
参考：书本，《东南亚华文教育》
作者：周聿峨
页数：Pg97
出版：暨南大学出版社
日期：1995年5月第1版
编号：国家图书馆.SING.370.959.ZYE
即支援或帮助学生在新的语文环境中能够继续有效的学习华文华语。这是保住华族语文传习体制长远生存的一大关键（另一关键是必须有实际的应用空间）。因为保住了这个体制和它的有效性，我们才可能在应用英文英语的同时，也能延续本身的语言（华语和方言）和文字（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