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卫道之士,假道学,以及讲道德的人与他们所仰望的道德高度

A Moral Phenomenon Since May 4

 

近日重读一篇早报副刊文章,对张曦娜在《饮食道德》(27/10/2005,见附录<Ref1*>)一文中所提及的一些观察与感想深表赞同,因此也想谈谈个人的一点反思。

 

在《饮食道德》中,张女士写道:

 

“……经常在文章中看到一些作者在谈到道德问题时,小心翼翼来一句“先此声明”:我并非“卫道之士”。心里常感纳闷,我们真的需要那么诚惶诚恐的跟道德划清界限吗?……也许是读了太多《家》之类的挞伐封建社会的五四文学,有一个时期,许多华校生,或许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深怕被讥为代表了封建恶势力的卫道之士。
  几年前上海作家王安忆到新加坡来,我们在濒临新加坡河畔的一家小旅馆畅谈了一个下午,东拉西扯谈起今日的道德堕落,以及世人之“羞”于谈道德;王安忆说得好,她说,我们的生活难道不需要别人的道德心来维持着吗?
  是的,我们大可不谈道德,或不屑于谈道德,但我们的肠胃还真需要别人的道德来维护。哪一天大家脑子里已经完全没有道德这两个字,人类大概也快要完蛋了。……”

 

上述的观察、感想,就今日的人们有机会,比前人站在更有利的历史角度及生活条件,去回顾反思五四以来的一些影响而言,应该也是不少人的体会。

 

而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作者需要一边讲道德,或是在谈到道德问题时,就一边声明自己不是“卫道之士”的情况,这似乎是华人社会特有的现象(一种五四运动以来的道德现象?)。

 

这种现象最可能的根源,应该是出于人们对清末时代,封建礼教社会的记忆与反应。在当时,僵化的礼教,在“政治与道德正确”的讲道德的人或“卫道之士”的维护推动下,变成了“吃人的礼教”。

 

而且,许多讲道德的人,他们的私德也很虚假。特别是那些,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治官僚人员,更是可能玩弄政治权术及仁义道德的理论于掌中,以便为自己和同伙们,谋取更多的私利与权势 。

 

所以,在五四运动时期,要打倒吃人的礼教,人们根本不必细分,讲道德的人与他们所仰望的道德高度,是否有所不同的问题。因为两者看起来,可以说是已经合而为一了。一句“假道学”因此就能涵盖他们。

 

结果,任何人(华人?)要认真讲道德,将会发现,讲道德已经成为一件沉重的事情。因为它需要先通过人们心中排斥“卫道之士”及“假道学”的两个心理关口。

 

这种情形,在五四运动要破除旧礼教体系的时期来看,并不是问题。但是,在五四之后,当人们要重建合理的道德体系而不得不讲道德时,上述的两个心理关口就很重要了。

 

因为,调适的好,它们可以成为,人们在讲道德及重建道德体系时的,两个自我警惕与鞭策的镜子。调适的不好,它们却可能成为拦路虎,让人们一听到道德两个字,就心生排斥之感,因而始终无法认真讲道德和确立人与道德的关系(这种情况若长期延续与传播,对整个社会群众的道德心将会有不利的影响)。

 

显然的,要调适好以上的两个心理关口,“卫道之士”那一关,应该比“假道学”的关口容易。

 

因为随着封建社会和五四时代的远去,以及新时代的多数国家都普遍接受政教分离的原则,华人社会也接受政儒分离的原则,因此,现代的“卫道之士”即使存在,他们的性质也必然会有所不同。例如,他们已经不能够,完全不受制约的,依靠政治势力来卫道。而且,他们的学说和影响力,也会受到更多新时代不同观念的冲击与平衡。所以,人们对于讲道德的人是否是“卫道之士”,应该已经不像以往那样敏感与排斥了。

 

因此,在现代,若任何人在讲道德时,还觉得有必要声明自己并非“卫道之士”,他要不是出于习惯而那么说,就是出于真的察觉人们对道德的排斥感还很大而那么说。

 

但是,这种对道德的排斥感,讲道德的人想用声明自己并非“卫道之士”的方法来处理,也许是处理不了的。因为它可能是源于人们心中排斥“假道学”的第二个心理关口。

 

“假道学”是普世愿意讲道德的社会都会有的问题。它比“卫道之士”更复杂,因为人人不需要是“卫道之士”,但人人却需要是讲道德,有道德的人。而当人人讲道德,却又很可能无法完全办到,或是有可能会违背自己所讲的道德时,这时人人内心就会面对一个,自己也可能成为“假道学”的矛盾前景的问题。

 

所以,广义而言,“假道学”所可能涵盖的人,不只是别人,也可能包括我们自己。事实上,它牵涉了每一个人。于是,我们不禁会问,必须讲道德的人们,一生之中完全不违背自己所讲道德的,固然大有人在,但是,对于那些办不到的人,他们该如何自处与调适自己呢?

 

是该为了怕被人指责“假道学”,而不讲道德,或是拼命讲道德呢?还是该加入指责道德学说都是虚伪的行列,以便合理化自己的不完美呢?又或是该转而只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观念呢?

 

上述问题的答案,本来很简单,那就是:人们会照常过生活及学习、教导、仰望和修养道德。因为,就像没有人会因为害怕食物中毒而不进食或拼命吃药一样,人们不会因为担忧“假道学”而不讲或拼命讲道德。

 

但是,五四运动或清末时期的,大规模极端“假道学”的呈献,对人们的影响太大了。身陷在这股“假道学”浪潮中的人,在应用惯常方法学习、教导、仰望和修养道德时,却必须同时受到外在出现的极端“假道学”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让人觉得,讲道德和“假道学”似乎是相等的。于是人们不得不做出新的、奇怪的心理调适,就是一边讲道德,一边防道德。

 

这或许就是造成后来人们在谈论道德时,会下意识的或习惯性的要先与道德划清界限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然而,在封建社会和五四时代已经远去后,人们若由于种种的后续因素而无法摆脱,讲道德和“假道学”似乎相等的怪圈,那么,结果可能是,人们在教导及学习道德后,却可能因为受“假道学”想法的持续影响,而始终无法认真仰望及修养道德。道德将因为人们学而不修而虚幻化了。

 

笔者认为,在21世纪的新时代,要重建合理的道德价值体系,并且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要避免或化解人们对继承传统经典、文化,以及复兴有用的传统价值与习俗的疑虑或偏见,华人社会应该做的,不是继续下意识的或习惯性的与道德划清界线,而是分清楚,讲道德的人与他们所仰望的道德高度是不同的。

 

所有的宗教导师,例如僧侣、道士、神父,都是讲信仰、讲道德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经书经典的教导,就是他们所仰望的精神境界与道德高度。这些人是不是全部不会犯错,不会犯罪呢?不是的,我们还是会不时在报章上看到一些神职人员犯法的报导。

 

不过,人们在谴责犯法的神职人员时都会有分寸,不会把犯法者与他们所仰望的道德高度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人们不会因为犯法者仰望某个道德高度(即宗教),就认为该道德高度(宗教)必然也是有问题的。

 

这就好比当有警察、律师或法官知法犯法时,人们会把这些执法、释法的人,与他们所宣誓遵从与维护(仰望)的国家社会法律分开。人们不会因为犯法者是知法犯法,就认为他们所维护(仰望)的国家社会法律必然也是有问题的。

 

同样的,由于道德并不必然只依附于宗教,所以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做为人类群体协作社会的一份子,他们除了讲法律外,自然也会讲道德及仰望一定的道德高度。例如,他们可能仰望的是人本、人文或人道主义所刻划的道德高度,或是儒家学说、华人传统经典所追寻的道德高度等等。

 

而当这些人之中若有人犯了法,我们显然也不能混为一谈的认为,由于犯法者仰望的是某个主义或学说的道德高度,就认为该主义或学说及相关的道德高度,必然也是有问题的。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经典、法律、主义和学说,以及它们所可能包含的,道德价值思想或基础,都不会有问题,或不存在争议及不必演变改进。那样的完美境界,在变动与多元化的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最新的,或已经流传几千年的任何事物、观念或学说,比如,传统文化、习俗或经典,只要它们能够带着本身的争议(若有的话)或特点,成功的通过,现今自由与法制世界的各种可能出现的争议和考验,而被多数人所接受或至少是容忍,那么,它们就能有机会留存下来,并且继续演变、改革和传播。

 

然而,如果人们分不清或不去分清楚,讲道德的人与他们所仰望的道德高度是不同的,那么,即使所有的宗教、经典、法律、主义和学说都能通过,自由与法制世界的考验留存下来,它们所包含的任何道德价值基础,也可能逐渐被人们虚幻化而形同虚设。

 

因为社会上只要有任何讲道德的人犯法,人们若基于各种因素(例如对过往惨痛经历的集体记忆),而倾向于将犯法者与他们所仰望的道德高度混为一谈,认为这些人和他们所仰望的道德高度,必然都是假道学。那么,只要这种思维倾向的模式,有长期存在与发展的环境,人们将迟早会把所有仰望的道德高度,“假道学化和虚幻化”,以至于最终失去仰望及追求道德高度的目标、精神与能力。

 

可是,人类做为群体协作共存的生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讲道德显然是行不通的。例如,我们会期待人人守法及拥有公德心,这其中就牵涉到每个人的道德教导与休养的问题。而当人们不得不讲道德,却又不分清楚讲道德的人与仰望道德高度的不同时,社会的道徳与共识将是难以建立与维系的。

 

最后,笔者相信,如果人们,特别是握有更多话语权及可能影响社会思潮的知识精英们,能够摆脱,讲道德和“假道学”似乎相等的矛盾与纠缠,重新照常学习、教导、仰望和修养道德,那么,将来要讲道德的人,就不需要先声明,自己是,或不是,“卫道之士”了。

 

因为到时,人们应该都能明白,讲道德的人与他们所仰望的道德高度是不同的。例如,人们不只会知道,盗亦有道这句话,不是在赞美盗匪行为,而是指出,坏人不必然全坏的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分辨,盗匪的私德有问题,但是他们曾经被教导仰望的道德高度却没有。

 

换句话说,人们分辨的出,讲道德(或不讲道德)的人与他们所仰望(或不仰望)的道德高度,是可能有连系,但不相同的两件事。

 

所以,私德再坏再烂的人,只要他们还记得而且愿意仰望,他们必能在灰暗的心目中看见,道德高度的亮光,一直在为人们照亮着。那亮光可不是,只为好人、有德的人照亮呀!所以,盗亦有道的精神,才有可能建立,犯错犯法的人,才有可能回头是岸。整个社会的道徳与共识,才有可能在人们能够分辨与愿意仰望道德高度的情况下,建立与维系。

 


 

以下是本文的注解(Ref):

 

Ref1:

附录:
早报副刊
2005-10-27

张曦娜-饮食道德

 我是个喜欢吃面的人,但不瞒你说,这阵子在外面吃面条,总有几分神经兮兮,惟恐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事关有一天,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台湾一些商贩在面条中加“料”。商家们在面条中加入的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具有漂白和防腐效果,加进面条中则使到面条有爽滑感。但长期吃进残留双氧水的食物,对人体可是个大威胁,既伤害肝肾,也会致癌。
  不知道何时开始,各地食品市场日渐败坏,黑心食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叫人胆战心惊。
  中国前一两年出现一种蛋白质含量远低于标准的毒奶粉使到婴儿营养不良,娃娃吃了头大、四肢短小,有些甚至未老先衰,脖子如老太婆。
  稍微回顾一下,过去相继见报的食物负面新闻真有一箩筐:
  具有致癌副作用的染色剂“苏丹红一号”在中国的辣椒酱出现;台湾十几处养殖场的石斑被发现含人工合成的化学染料孔雀绿。这种化学名称为三苯甲烷类化合物的杀菌剂,由于杀菌效果好,价格又便宜,一些养殖业者明知它有毒,仍照用不误。
  记忆所及,各地先后曝光的黑心食品真够猖獗:假酒、毒豆浆、毒蔬菜、毒米,既连茶叶也有过多的农药,珍珠奶茶也可以用色素、香精、防腐剂加以炮制成“化学珍珠奶茶”。
  黑心食品不但危害世人,连无辜的鸡也因此丧命。有一次,读报时知道台南一处养鸡场发生数万只鸡只集体暴毙事件,农场主人原以为鸡瘟暴发,化验之下,才发现可怜的鸡儿是吃了黑心药,才落得集体死光光。
  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另有一些有毒的民生用品也在静悄悄流窜。还是不久前的新闻,台湾有近一半的一次性筷子含有二氧化硫,长期使用不但会伤害人的肠胃,而且也会产生致癌物质。
  还有温泉也可以作假,在一些日本著名的温泉胜地,一些经营者用人工色素、或是自来水和加热的井水充当天然温泉。
  不法商人商品造假,在食品中添加致癌物的原因当然是唯利是图,利欲熏心,归根结底是道德沦丧。老祖宗不是早有明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出门在外,我们还敢随便吃东西吗?又或者,我们还能吃些什么东西?在一切向利益看,欠缺价值判断与是非标准的当下,我们不得不反省:在过度追求金钱物质,重理工科技的当下,我们是不是已经面临了一个极需道德伦理与人文思考的年代。
  经常在文章中看到一些作者在谈到道德问题时,小心翼翼来一句“先此声明”:我并非“卫道之士”。心里常感纳闷,我们真的需要那么诚惶诚恐的跟道德划清界限吗?
  小时候读巴金的小说《家》,除了觉慧、觉新、鸣凤等主要人物,对于小说中道貌岸然、专横跋扈而又极为虚假、伪善的高老太爷印象特别深刻。虽然《家》中有关高老太爷的笔墨并不多,但在巴金笔下,他那象征着封建社会的“卫道之士”形象却深入人心,读《家》的人无不对高老爷厌恶之极。也许是读了太多《家》之类的挞伐封建社会的五四文学,有一个时期,许多华校生,或许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深怕被讥为代表了封建恶势力的卫道之士。
  几年前上海作家王安忆到新加坡来,我们在濒临新加坡河畔的一家小旅馆畅谈了一个下午,东拉西扯谈起今日的道德堕落,以及世人之“羞”于谈道德;王安忆说得好,她说,我们的生活难道不需要别人的道德心来维持着吗?
  是的,我们大可不谈道德,或不屑于谈道德,但我们的肠胃还真需要别人的道德来维护。哪一天大家脑子里已经完全没有道德这两个字,人类大概也快要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