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allenges Faced by Singapore

笔者相信只有人民对国家面对的极限与挑战有基本的共识，才能防止国家由于人民"自决的失败"而迅速走向衰亡的恶运。因此，如何确保人民不会被诸如高期望、拥车与房屋热等等社会成功的"富裕云雾"所遮挡，以致无法正视新一轮挑战的威胁是很重要的。挑战不会因为我们受到其他事件的干扰或注意力转移而高抬贵手。历史一再提示人们：

---李光耀资政 <Ref3*>

缺乏土地与天然资源对任何国家的生存来说都是一种先天的脆弱。虽然这种脆弱在资源自由流通与经济环球化后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的努力加以弥补，但做为缺乏这两种资源的国家，我们还是有必要理解它们的缺失对我国长远生存的影响。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理解，在安定与繁荣中成长的人们将很难明白与掌握先辈们那种"化脆弱为力量"，决心要确保我国生存的精神。因此，花费一些时间认识这两种资源的特征、功用与影响是有意义的。

虽然每个独立的国家都拥有土地，但这并不表示它们都拥有土地资源。因为土地资源指的是在居住与工商业的用地之外，还能够用来发展大规模的农、林、渔、牧业等等提供人类生存必须品的土地。

这种资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稳定与不变动。这是因为（i）土地资源在谨慎的处理下是可以被一再重复使用的资源，所以能够持久稳定的存在。（ii）土地资源属于个别国家所拥有，因此除非发生侵略或分裂战争，否则它将不会发生变动。所以，[可以一再重复使用的持久稳定存在]以及[不会发生变动]，就构成了土地资源的特征。

另外，天然资源指的是埋藏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各种矿产。这种资源的特征从长远看，是处在一种逐步缩减的变动中<Ref5*>；但就几代人的时间看，它们大部份可以说是稳定与不变动的。

土地与天然资源对国家的生存有三个主要功用：

i）提供国家稳固的生存基础。

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从事实看，（一）人类从事农、林、渔、牧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土地资源提供适当的土地，（二）人类的工业发展需要依靠天然资源提供矿物原料，（三）人类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比如水、食物，以及动力资源，比如煤、石油、水力和电力等等，全部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土地与天然资源中获取。因此拥有这两种资源的国家（不论丰富与否）显然比需要大量依赖外国供应的国家具有更稳固的生存基础。

其次，从土地资源的特征看，由于它长期不变，生产力与应用价值也可以一再重复的被使用，所以有了它，国家的长久生存就有了坚固的后顿做为保障。这是人为的国土无法提供的。

ii）提供国家逐渐发展与状大的潜能

拥有土地与天然资源的国家只要人民能够团结，并致力于对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与应用，就能逐渐发展状大。这是缺乏土地与天然资源的国家无法提供的潜能。<Ref6*>

iii）协助承担国家面对的经济压力

拥有土地与天然资源的国家除了制造新兴的工商业产品外，多数也出产基本的矿物或农作物。这不但能够提供人民更多的就业机会与选择，也使国家不必大量入口同类的产品。因此，它们能够协助承担国家面对的经济压力。

另外，由于小国寡民所能提供的国内市场太小，所以我国的经济无可避免的必须比其他国家更依赖世界市场。这无疑使我们更容易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Ref7*>，因而加剧了我国生存的脆弱性。

人力资源指的是一国的人民。这包括她们的数量、种族、语文、文化、宗教、素质、教育以及技能训练等等。由于这一切都会随着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人们思想与态度的转变而起变化；而且人力资源也会因为自然的老化而需要由新的一代所取代，所以无论从长期或短期看，人力资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变动<Ref11*>。本节所要探讨的正是由这种变动所引发的挑战。

我国理想的人口政策是维持在刚好替代的水平，即每一对夫妇都生育两个孩子<Ref12*>。如果这样的政策能够成功推行，那么二、三十年后，我们将能达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到时人口将稳定在三、四百万左右。那是我国能够承担的理想人口，也是比较均匀的人口，因为老年人，年青人，以及小孩的比例会更平衡。换句话说，到时我们的社会将有大批累积了丰富生活经验的老年人，也会有充足的，正在暴发生命力的年青人在逐步继承并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且在下一代接班人方面，也会有足够的小孩在茁壮成长。这样一个能够自我平衡与更新的社会是更健全的社会；因为它不但摆脱了人口过度膨胀和人口缩减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保有了充足的年青人力资源和孕育了足够的小孩，以便使社会[后继有人]。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朝上述的方向发展。过去十多年来，除了少数一、两年之外，我国新生婴儿的出生率不但在下降，而且还一直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根据海峡时报20/10/99的一则报导，我国从1975年至1997年，总共累积少生了20万名替代人口的婴儿。因此，这种不利的变动若无法扭转，到了2030年，我们将面对三个问题。首先，由于出生率不足，到时社会将缺乏充足的年青人力资源来继承国家繁杂的事业。其次，人口老化的影响到时也将使社会出现需要年青一代照顾的高比例老年人口。再次，由于无法扭转生育率不足的趋势，到时我们将开始面对人口逐年减少的局面，国家将因此变得越来越[后继无人]。

当现代社会为了回应生存的挑战而必须向高科技工业和复杂的商业与金融业寻求发展时，它们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a)有优良素质，受更高教育和技术训练的人力资源。(b)有充足的人才，以便在众多复杂的领域内负起创新、策划、管理和领导的工作。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无法提供具备这两个特点的人力资源，那么即使它[后继有人]，也将是[后续无力]的。这样的社会必定在科学与工业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爆炸的世界中，被远远的抛落在后头。这种情况对没有其他资源的我国来说，几乎就等于走向衰亡了。因此，在合理的范围内，循着以上所列举的两个条件去塑造我国的人力资源是有必要的。

要塑造一个具有优良素质，受更高教育和技术训练的人力资源，除了通过教育之外，家庭因素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不但有哺育孩子的责任，在这日喻现代化的社会中，它在提供孩子优适的生活与启发环境方面，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显然的，一个在经济上负担得起，并生育适当数目孩子的家庭(至少两个)，在统计上将更可能比一个在经济上负担不起而又生育太多子女的家庭能更好的达到这些要求。这类在经济上过得去的家庭也更容易做到以下两点：(a)父母能拨出(若他们愿意)更多的时间教育和督导孩子。(b)父母有能力提供舒适的环境与优良的条件，以便孩子的教育及其他身心方面的发展都受到很好的照顾与启蒙。

(以上的问题类似整体和部份的组合谬误问题，详情请参见<Ref13*>)

另一方面，在获取更多的人才负起创新、策划、管理和领导的工作方面，我们也将面对许多问题。首先，由于大部份的人才主要来自自然的生育环境，所以随着出生率下降，来自这方面的人才也将跟着减少。其次，由于我国的人才精通英文，而且各方面占优势的西方国家也积极吸引人才，所以本土人才的外流趋势可能会日喻增多。再次，由于现在各国都注重栽培、保留和吸引人才，所以我们将比以往更难招揽到许多外地人才在此落地生根。因此，当我们需要更多人才应付环球经济竞争时，情况似乎再次朝不利我们的方向发展。然而更严重的是，我们为巩固脆弱的生存而注重人才与人民素质的做法却经常引起人们的怀疑与争议，这是不幸的。如果连土地广扩，资源丰富的国家都需要引进人才，那么，除了人力资源就几乎一无所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重视人力资源的素质，以及努力获取更多的人才来保障社会[后续有力]呢？

综上所述，我国的社会显然已经在各种不利的变动影响下面对了[后继无人]与[后续无力]的挑战。从整体构成的社会行为看，我们似乎正在全力以赴的使我国的人力资源，以及它所拥有的活力、干劲和智慧，随一、两代人的老去而消散瓦解。我们是有很好的理由不使这一切成为事实的。我们知道：

日喻富裕的社会以及日渐西化、个人主义化的价值变动可能加强人民误解与攻击要求社会团结，以及为长期利益作出短暂牺牲的挑战。

贫困社会与富裕社会的不同点在于：当我们处于贫困时，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会不时出现捉襟见肘的现象；工作机会少，工资也低。总之，任何生活上的细节都让人体验到生活的贫乏。因此在一个值得信赖与濂洁的民主政府领导下，人们能够理解及接受为应付各种挑战所需的纪律。同时注重群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的传统，也使人们能够协商合作，并在必要时，愿意做出短暂的牺牲，以便为社会群体谋取长远的利益。这些务实的牺牲与努力最终使我们的社会战胜了贫穷并变的富裕。但是，就象历史上所有兴起又衰亡的国家一样，我们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将生存的挑战打败。

西化对态度与价值的影响虽然是亚洲各国都面对的现象，但我国的情况却比较特别。

首先，由于近年来西化其实主要以美国模式为主。而美国得天独厚的立国条件却与我国(甚至与英国、法国这类前殖民地拥有国)有天渊之别，因此适用于美国社会的态度、价值与制度在我国不一定适用<Ref14*>。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选择和防范，西化对我国社会凝聚力所将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比其他国家严重的多。

个人主义是一个"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问题。一个需要根据不同的国情来平衡个体与群体利益的问题。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著作<<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指出:

然而，西化却可能使人们忽视对各自国情与人文观念的考虑而想直接模仿欧美的模式，结果社会反而会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过快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此，当欧美国家的个人主义随着西化的风气有机会影响不同的社会时，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我们的国情看，由于"我国这艘小船"无可避免的会不时面对大风浪的吹袭，因此群体协作及牺牲的精神将始终是我国在危机时最重要的资产。过度的个人主义对我们是不利的。事实上，任何必须时常准备面对生存挑战的国家，如果人民没有培养出群体一致的应战精神传统，是很容易被击垮的。个人主义对态度与价值的影响因此是不容忽视的挑战。

就象社会失败会引发贫穷的问题一样，社会成功也会带来富裕的问题。这类问题会促发不满的情绪，有时甚至会因而令人凭一、两件情绪化的富裕问题来判断国家整体的是非。因此，这方面的不满与挑战是不能轻视的。

我国的公共住屋政策非常成功。85巴仙以上的家庭已经拥有自己的组屋。多数年轻夫妇只要工作几年，就能通过公积金储蓄的付款安排，拥有新的四房或五房式组屋。低收入家庭也能在支助计划下拥有三房式组屋。然而，部份人民由于期望太高，急着想迅速拥有公寓或私人房屋的心态，可能会在心理上影响到更多人民对我国在居住方面所取得成就的理解。换句话说，现有的一些[居者有其屋]者可能不会因为满意本身能在短期内拥有组屋而[安居乐业]。反而是整日都在担心与不满住的问题，害怕买不起公寓与私人房屋。这类过高的期望若成为多数人民的生活目标，相信会增加对"住的问题"不满的挑战。

富裕与拥车的困扰是这样的问题：虽然人们理解我国需要限制汽车数量增长的原则，但由于这意谓着将有许多人无法拥车，因此不论多公平的拥车制度，都消除不了无法拥车者的不满。(当然，不公平的制度会造成更多的不满，因此尽量寻求制度的改进是必要的。)

目前，拥车证制度是以自由市场标价的方式来决定稀有"资源"的应用权，对此，一直以来都有不少持异议者。因此，在拥车的问题上，狭小土地的局限以及富裕使我们面对了不论怎么做都会有人不满的挑战。没有人能估计，每当拥车证的价格在富裕的人民竞相争购下攀高时，它所引发的不满情绪对社会有多大的负面影响。而在情绪困扰下，人民是否能避免凭一、两件情绪化的富裕问题判断国家整体的政策与处境呢？

(人民要求更多民主的挑战将留待第4节分析脆弱与变动挑战的意义后才探讨，所以在此只谈领导层不强的挑战。)

要在众多不利的条件下确保我国的生存与繁荣是艰难的工作。这不但要求国家要有优秀的人民，也要有能干及坚强的领导层。然而，随着现有领导层的老化以及优秀人才的不愿参政，我国可能被逼面对领导层不强的挑战。

对于这个问题，尽管人民大至上能够接受需要引进人才加强领导层实力的原则，但，对于付给部长及总理高薪，以便吸引人才参政的策略，却有不少人民抱怨与不满。因为人们认为银行家或跨国公司的高级执行员从事的是一份工作，理应有与职责相称的报酬。所以领取几万或十多万元的月薪是可以接受的市场价格。但是如果这类人才从政，当上部长，人们认为那是为国贡献与效劳，因此，尽管他们领取的薪酬已经比私人企业界少三份之一，人们还是认为太高。这种看法与不满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一个到处充满高薪工作的繁荣社会(及环球化的世界)中，要求人才无私的奉献并看着别人发达是非常高的要求。既使人才愿意自我牺牲，但除非我们付不起，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占他们的便宜。

也许只有这种理智的情感最有可能触发人民及优秀人才为国贡献的决心？也许也只有这种情感能帮助人们越过情绪的干扰，冷静的看待领导层不强的挑战吧？

外在的政治与经济变动是两个足以影响我国生存的重要挑战。我们有必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变化趋势，以便能即时有效的对任何新的情况做出迅速的回应。

自从奉行扩张式共产主义的苏联瓦解，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只剩美国一个超级强国。世界政局的均衡因此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区域的政局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也发生了变动。其中持续至今还未完全稳定的是印尼的局势。亚细安各国都希望印尼新总统及各政党能顺利为国家带来稳定与繁荣。因为印尼若不断发生动乱，亚细安各国的发展将受到不利的影响。而且在环球化的政经事务中，亚细安整体的影响力也会受到削弱。

随着经济环球化的迅速发展，我国外在的经济挑战已经加强。特别是周围资源丰富的国家都采取相同的经济策略后，更多直接竞争的挑战已是不可免。而且相信这类挑战在各国的发展达至成熟平衡前，还会加剧至顶峰。我国必须能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维持本身的竞争力，并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努力使自己继续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用的角色。

在激烈的经济竞赛中，发展知讯业、掌握网络知识与商机、向高科技工业发展、建立更开放的金融业中心等等，是确保我国能继续繁荣生存的关键。然而要成功，我们就必须面对科学与工业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爆炸的挑战。人民必须能不断接受训练，以及有能力掌握更新更复杂的技术和知识。国家也需要培养及吸引更多的相关人才与技术人员来互相配合。如果我们无法回应这些需求与挑战，国家与个人将失去竞争力，最终影响新工作的创造与获得，甚至造成国家的衰败。

综合以上各节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小国的局限、资源的贫乏以及复杂的种族组成，使我国必须永远面对脆弱挑战的威胁。仅有的人力资源也因此必须独自承担国家面对的生存压力。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脆弱的处境就象玻璃一样，最怕变动。因为变动会大大的提高脆弱遭打破的可能性。然而，从变动挑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变动非但是不可避免的生活现实，而且连我们赖以生存的人力资源也是变动的。

近年来，每当人们提到我国的人口政策，总是有人不忘指责当局自相矛盾，在60及70年代鼓励人民节育，提昌[两个已经够]的家庭计划，以至矫枉过正，反而需要在80及90年代鼓励人民生育第三胎孩子，以便弥补出生率的不足。然而，这些真的自相矛盾吗？我们不妨从[走在钢索上]的国家处境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60及70年代，当人民生育率太高时，很明显的，以我国的土地和经济负担能力来说，那是不利的变动。如果不设法扭转局势，过重的负担很可能使新生国家的发展受阻，使社会陷于贫穷与失败的恶性循环中。所以鼓励人民减少生育的平衡行动必须迅速展开。而当第一回的平衡结果，成功的让社会在适当的人口数量下顺利发展，并出现人民迟婚及不愿生育第二胎孩子时(这不是原有节育政策的本意)，不利的变动显然已经向人口不足的方向失去平衡。因此，第二回着重鼓励人民尽早结婚及生育第三胎孩子的平衡行动就必须展开。如果第二回的平衡行动又因为其他原因超越了平衡点，那么，第三回，甚至是第四回的平衡行动可能就必须应需要展开。总之，我国的长远人口政策应该是朝塑造一个能够自我平衡的生育环境发展，即每对夫妇都生育足够替代水平数目的子女。如此一来，社会就不必时常为人口太多或太少的变动趋势而必须防患于未燃，展开平衡的行动。

我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人民在社会富裕及教育水平提高后要求更多民主是很自然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非不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如果我们从脆弱与变动挑战构成的困境反思民主发展的问题，我们有时不仅会问：外国人能[自由自在的走动]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懂得自由民主？还是因为他们不必[走在钢索上]平衡求存呢？这样的反思提醒我们：不能在假设我国的处境与外国一样的情况下来理解与发展我们的民主政治。

其次，既使大家对我国的处境与外国不同这点有共识，但这并不表示大家必然会认同我们的生存处境就如[走在钢索上]的说法。因此在发展更多人民参与的协商式民主机制时，人们可能对于是否必须将国家的生存处境也考虑在内会有很不同的想法。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不难理解，在对我国的处境缺乏明确共识的情况下，人民要求更多民主所促成的政治变动，将很难确保必定会朝有利于国家长远生存的方向发展。因此人民要求更多民主被看成是一项挑战就不难理解了。

在我国，不时听到政客申诉人民惧怕参政，所举的理由见仁见智，但似乎未曾提到担心误国误民者。

其实，以我国特殊的处境来说，人民如果考虑参政，最主要的阻力不应该是惧怕，而是担心一旦当选，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到不误国误民。

虽然理论上，在民主国家，领袖是由人民选出，人民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做为领袖，却负有领导国家向上的责任。尤其在小国，领袖更负有领导人民确保国家生存与繁荣的重责。

在大国参政，也许误国误民的例子不少。但它们最糟也不过是造成人民必须一再行使民主权力，促使政府一换再换，直到好政府出现，把国家重新带回繁荣稳定的轨道为止。在理想的情况下，小国也应该象大国一样，能够在反复兴衰中持续生存。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敢肯定，土地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缺乏天然资源的我国，具有这种反复兴衰的能力与本钱。

这句引言由笔者选编自[历史研究]一书中的几个段落。该书作者是历史学家汤恩比，中文译者为陈晓林。

在旧的国际社会，一个国家一旦失败，就有可能被敌邦占领吞并或瓜分。在现今的国际社会，由于明目张胆的侵占主权受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已经不被容忍，所以现代的国家若失败，多数将是衰而不亡了。当然，若一个国家具备与超强国家平起平坐的潜能，情况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此引言抄自[联合早报]1988年11月19日第2版。

将自然资源细分为土地资源与天然资源将有助于理解我国的情况。因为我国除了缺乏天然资源，同时也因为国家太小而成为有土地却没有土地资源的国家。

矿物资源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石油、煤等，一用就耗损掉，不能再重新使用。另一类如钢铁等，可以重复的被使用。因此前者明显的是处在一种逐步缩减的状态中。至于后者，它虽然是一种可以被重复使用的资源，但就原产国而言，不断的外销矿产其实也是一种逐步缩减资源的过程。所以从原产国的角度来说，矿物资源是处在一种逐步缩减的变动中。

由于我们的邻国都拥有这种潜能，所以相信进入21世纪后我们会面对更多经济方面的竞争和挑战。

随着经济环球化促使各国加入环球市场竞争，世界市场的波动将会变的更复杂，这对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的我国经济显然是不利的。

本文比较偏重于列举与经济生存有关的挑战。对于社会、文化及人文方面的挑战谈的不多。

变动可好可坏，本文谈的是挑战，所以所列举的都是不利的变动。

尽管每个国家都有人力资源，都会面对类似的问题。但事实是人力资源并不是许多国家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人力资源的变动会影响它们繁荣的程度，却与国家生存与否的关系较遥远(因为在现今国际条例下，受强国侵占的危险已经很小)。除非有外国可能乘国家积弱不稳定时搞些分裂的"小动作"又另当别论(这种国家安全的考虑，人民事先越有共识，就越有可能在需要时采取更为一至的基本立场，在取舍间，轻重分明，缓急有序，不易受外来"小动作"的影响。当然，唯有能取信于民，照顾人民福利的好政府才能引导人民为国家的安全及繁荣的前境取得共识)。

人力资源若从一代传一代的角度看，其实也和土地资源一样，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资源。而且在成功延续的情况下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由于人力资源是积极主动以及有思想的人类，所以经常会受到各种外界变化的影响而变动。此外，上一代的人力资源与下一代毕竟不同，所以本文选择以这些动态的变化为重点，将人力资源的特征规划为变动的。

更准确的说，总体出生率必须是2.2人才足以达到替代的水平。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A.Samuelson,在他的著作,[经济学]中,有一个章节提到<<全体和部份:谈组合之谬误>>(The Whole and the Part: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的问题。由于它可能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人口问题的争议，所以特将该文的一些重点抄录下来:

"...最后我们还要对经济学提出一个警告，即事实的真象往往不是第一眼所见的情形。以下将列举一些正确的陈述:

...一个人竭尽所能找到了工作，或是自愿降低工资以就业；但若全国人民都采用此法以解决失业问题，并不一定都能成功。

...一个产业的售价提高了，可能对其厂商有利；但若所有物价均以同比例上涨，则谁也得不到好处。

...对个人而言可称得上是明智之举，但对於国家却是一种愚昧的行为。

上面的陈述每一个都是正确的；但从外表看来似乎都很矛盾...(这些)都是混淆和谬误的结果，正如逻辑学家所说的[组成的谬误...]。在有关逻辑学的作品中，这种组成的谬误被定义如下：

组成的谬误，其所指的谬误是这样的，一部份被认为是对的便据以认为全体也是如此。

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个人以为然的事情未必对整个社会也以为然；反之，看起来对全体为然的事情，对任何个人可能十分不以为然。在观看游行行列时，若每个人都提起脚跟来看，将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但如果只有一个人如此做，则他可能看得较清楚些..."

统计学是理解个体与群体互动关系的最佳方法。通过统计学的调查，我们能更好的掌握群体社会在个体行为的影响下的变动与趋向。这是察觉可能出现的任何[组成的谬误]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的实际方法。我国的人口问题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提出的。根据十多年不断的统计调查显示，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对国家的长远生存是不利的。因此，尽管生儿育女是个体生活在群体中享有的民主自由私事。我们还是不能坐视不理，因为人力资源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这就好比装修屋子是组屋单位屋主(个体)生活在组屋(群体)中享有的民主自由私事一样。如果统计调查显示每个屋主的自由装修都在一点一滴的削弱组屋的主要梁柱，试问有谁能坐视不理呢？

这些引述显示，尽管美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有时美国是特例，是例外。因此，防此人民迷信美国的模式代表一切也是各国在现代化、环球化的历程中必要的平衡认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