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言不会妨碍其他语言学习的主要原因谈起[^0]

About Dialects Would not Hinder Other Languages Learning


（A）在家中讲什么语言都不会妨碍第一语文的学习

方言不会妨碍其他语言的学习，又或是狭义的说，方言不会妨碍华文华语的学习，这两句话对于从小讲方言，读华校或英校的中年以上新加坡人而言，是事实的经验，因此会引起共鸣与认同。但为什么对华校生或英校生而言，方言不会妨碍其他语言的学习是个事实的陈述与经验之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国以往四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的1950至1980年代，四大语文源流学校各以华文、英文、马来文及淡米尔文做为教学媒介语，即第一语文。所以这些学校的学生才有可能在至少10年（即小学6年，中学4年）的学习生涯中，既通过教学媒介语学会许多不同学科的知识（不只是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知识），也从不断使用和反复记忆教学媒介语的过程中，学会了对有关语言、语文的掌握（尽管掌握的程度不免会有参差强弱的不同）。

所以学生无论在家中讲什么方言，或其他语言，例如马来语或淡米尔语，进英校的必定学会英文英语，进华校的必定学会华文华语，进马来或淡米尔文学校的也必定学会相关的语文和语言。这里没有秘诀，只有一个相同的条件，即：第一语文的教学媒介语体制的支持与应用。家中讲什么语言，对学校第一语文的学习是妨碍或助益都不会改变强势的第一语文最终被学生习得的结果。当然，这些结果主要只适用于做为教学媒介语的第一语文，不是第二语文（尽管可能有例外）；华校生和英校生应该还记得学习第二语文的困难与不容易。

因此从四大语文源流学校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3个看法，（一）学生必定学会第一语文，（二）家中讲方言或其他语言都不会妨碍第一语文的习得，（三）学习第二语文不容易。所以说：“方言不会妨碍其他语言的学习”，对许多华校生和英校生而言是事实的陈述，能够轻易的被他们认同与接受是毫无疑问的。但它的主要原因或必要条件是因为它牵涉的是第一语文教学媒介语的学习及完整体制的支持。

（B）单科学习的母语第二语文困境与“后遗症”

然而，随着各语文源流学校在1979年之后，逐渐被英校取代成为“国民型学校”，华文、马来文及淡米尔文成为学校中，单科学习的母语第二语文，上述的3个看法尽管依旧适用，却起了质与量的深远变化。首先，从全国各族学生都统一学习英文第一语文而言，英文在质与量方面是得到了提升与巩固。其次，从华文、马来文及淡米尔文都成为单科学习的母语第二语文而言，三者实际上都遭受了质与量的下降。这种情况为我国带来了下述的问题：

（1）对各族而言，全民进英文第一语文的国民型学校受教育，当然必定学会英文英语。但是，做为单科学习的华文、马来文及淡米尔文的母语第二语文，也必定能有效被学会及维持吗？如果双语教育体制长期过度失衡，国家会不会逐渐成为英语独大的单语（伪西方）社会？支持多元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共存的立国政策会不会受质疑与冲击？

对此，在2019年，早报根据教育部的资料所绘制的一张图表就显示[^1]，在家中主要使用英语的小一新生比率，华族从1999年的42%增加到2019年的71%，马来族从1999年的18%增加到2019年的67%，印度族从1999年的55%增加到2019年的70%。这组数据可以证明我们上述长期的担忧是合理的，失衡进一步从量变到质变的可能性也在加大，所以我国应该加倍努力设法纠正失衡及预防突变的可能；例如其中的一个预防措施应该是，考虑将长期以来，规定各族必须学习族群母语的教育政策，写进国家宪法加以保护[^2]。

（2）对华族而言，在1979年之后，除了上述母语第二语文是否能被有效学会及维持的问题，我们还面对方言众多的问题。在华校第一语文的时代，方言众多却不会妨碍华文华语的学习，甚至对一些人的学习还会有助益，这是许多人（包括华校生）的经验能证实与认同的，但在华文沦为单科学习的第二语文时代呢？

（C）【推广华语运动】政府的观点

当1970年代末政府开始【推广华语运动】时，华校第一语文的体制已经走到了生存的末端，到了1987年就完全被英校取代。华社当时的处境，看问题的角度及所做的判断，必须从这个背景看才会更容易理解。不过，我们必须先从已故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1979年9月7日，【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的致词[^3]，理解当时政府的观点:

“...我们所讲的方言可以分成十二种以上。儿童在家里讲方言；在学校里所学的却是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教育实施二十年以后，我们明瞭，很少儿童能够应付两种语文再加上一种方言。...大多数的学生结果只讲英语和方言。...甚至那些接受过十二年的华文教育后必须到外国大学求深造的学生，讲起华语来，也不如从前那么流利。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用的是英语，而同家人和朋友交谈时用的是方言。...”

"...由于我国人口当中有二十五巴仙并非华人，我们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藉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懂得方言，对华语的学习有帮助。但当一个人学会了华语之后，如果还继续使用方言，必将减低他讲华语的流利程度。...我国的华族家长，为他们的子女面对着这样的选择——英语和华语呢？还是英语和方言？...”

“...在五年之内，一旦家长们都决定放弃方言，以减少子女的功课负担，好让他们能够专心学习英语和华语时，我们就可以大事改变一下我们的语言环境。在街头、在巴士上、在商店里和在小贩中心，学生所听到的和所讲的都将是华语。..."

“...可是，如果大多数的家长私底下都相信他们能够使子女的英语、华语和方言都行的话，那么在行政上所采取的措施将不能完全成功，因为对家庭来说，行政上的措施鞭长莫及，在家里已根深蒂固的方言将占优势。...”

以上就是政府的观点。简要的说就是：华族儿童在家里讲方言，在学校里学的却是英语和华语，由于很少儿童能够应付两种语文再加上一种方言（即方言会影响双语的学习），结果双语教育实施二十年后（即1959至1979年），大多数的学生只讲英语和方言。接受过十二年华文教育的学生，讲起华语来也不流利。所以我国华族需要【推广华语运动】来大事改变一下本身族群的语言环境。

（D）【推广华语运动】华社的考量

当时华社支持【推广华语运动】，关注的主要是双语教育实施二十年后（即1959至1979年），大多数的学生只讲英语和方言。对于接受过十二年华文教育的学生，讲起华语来不流利或南腔北调，有方言口音，则不会太在意。为什么呢？

因为1979年的华社知道，当时以及以后的双语教育中，强势的第一语文已经不是华文而是英文。而且经验的说，家中讲方言不会妨碍第一语文（即英文）的习得，但对弱势的，单科学习的华文第二语文就很难说了。况且，如果从1959至1979年，四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及实施双语教育后，大多数的学生结果只讲英语和方言的情况看，这就显示了华族小一英校生的人数从1961年开始超越小一华校生18年之后（即1961至1979年）的累积英语化影响效果[^4，C表，结论3]，所以如果我们不做出纠正的努力，将来的发展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对于方言会影响双语学习的说法，1979年的华社不会套用华校第一语文时代，方言众多却不会妨碍华文华语学习的经验来反驳这句话，因为华文已经变成第二语文，必须从长计议，重新考量长远对华族语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的影响。华社支持【推广华语运动】，主要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考量，不是出于将华语和方言对立的心思；后来的一些论者将此解读为“对立论”是令人遗憾的，其实他们只要记得把一直存在的英文英语因素考虑进来而不是忽略它 [^5]，就能明白对立与平衡的差别了。

另外，对于李光耀先生指出，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1979年的华社从华、巫、印三大语文源流的学校，全部即将或已经被英校取代的事实，以及，“进英校的必定学会英文英语”，“家中讲方言或其他语言都不会妨碍第一语文（英文）习得”的经验做考量，应该会接受李光耀先生的判断。

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不同籍贯讲不同方言的华人，在学会英文英语后，会（不得不）以英语做为彼此之间的共同语是合理的推测。但是，相同籍贯讲相同方言的华人也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这么做。所以1979年的华社想的应该是更根本的问题，即：将来全体华人（及各族）学会及掌握了英文英语第一语文，能读能写能用在工作与社交上，整个国家势必成为能讲能用英语的社会，到时还会有多少人会，或者觉得有必要，继续使用方言、华语或其他语言呢？[^6, 李光耀: ... If the government's aim is to have an English-speaking society, ...]（这其实就是我国自治/独立以来，尤其是英校小一学生的入学巴仙率，从1960年开始逐年显著超过其他语文源流学校的入学率后[^4_B2，B表，结论2]，各族及政府就一直关注，母语教育在双语和英文共同语政策下，如何能够持续保持有效与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

（E）认真理解与平衡英文英语的必然影响与后果

当英文英语通过国民型教育体制逐渐进入全民各家各户，各族在家里已经根深蒂固的族群母语优势，或族群语言优势，不可能不受冲击影响，严重的话甚至可能被取代，方言也一样。问题是：各族明白和准备好应对即将到来的变化吗？在这方面，我国的异族同胞由于在家里讲的语言和学校双语教育所教导的母语，大体上一致，因此他们可以借助学校的母语教育体制（尽管是减弱的第二语文体制）的支持，承受与平衡所将面对的冲击和影响（当然效果如何，需不需要辅助改进，或接受其他额外体制的支持，是另外的问题）。

然而，对华族而言，由于我们有许多方言，所以双语教育中的“母语”，只能选择本来就是做为各地华人共同语的华语，不能选择或偏向任何方言。因此我们在学校里所教的是华语而不可能是几种华人方言或十多种方言（除非学生还有机会在私塾或不同宗乡会馆学习方言教导的课程）。因此，华族在家里讲的语言（主要是方言），和学校双语教育所教导的母语（华语），不一定是相同的。这在华校第一语文存在的时代不会是大问题，因为毕竟华语和方言的关联性高，常讲方言的代价，通常是造成接受过十二年华文教育的学生，讲起华语来不流利或有方言口音，对族群整体的语言和文化传承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当全体人民逐渐选择接受英文英语第一语文的教育体制后，情况显然是完全不同了。

首先，正如前文所说的，当英文英语通过国民型教育体制逐渐进入全民各家各户，华族在家里已根深蒂固的方言优势，不可能不受冲击影响，严重的话甚至可能被取代。而且重点是：无论我们后来有没有【推广华语运动】，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所以广义而言，英文英语所将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将是一直存在的；因此，无论是什么族群的语言，例如方言、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各族今后必须，至少在家庭中以及在本身族群之间，使它们保持有用和经常使用它们，才不会被英语取代。

其次，由于华族在家里主要讲方言，在学校里学的却是华语，因此要像我国的异族同胞一样，借助学校的母语教育体制的支持，承受与平衡英文英语所将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将是非常困难的。一来，除了方言与华语的差别外，华文华语也已经变成单科学习的第二语文，弱化了学生习得与掌握的能力与效率；二来，华语和方言关联性高的纽带也会随着学生华文华语能力的减低而减弱；三来，接受完双语教育的大多数学生只讲英语和方言，将进一步造成强者（英语）更强，弱者（华语和方言）更弱的处境。

（F）“滑落英文英语的大海”，舍方言保华语的选择

所以，1979年的华社面对的是：华语和方言的长远生存可能会两头不到岸。因此在英文英语的大浪潮来临及形成“汪洋大海”之前，在华社还有许多受过华文教育的人士和家长，有能力，有意愿支持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便加强和保护本身的语言和文化能够长远的生存与有效传承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显然需要建立在，有学校的母语教育体制做为后盾的华文华语基础上。因为尽管这个基础是减弱的第二语文基础，但是做为学校的母语教育体制，它是唯一能够确保全体华族学生（无论他们在家中讲什么语言），必须学习华人共同语至少10年的体制。保住了华文华语的体制和长远有效的生存与传承能力，我们才能有稳固的基础谈论其他，例如通过宗乡会馆保留方言...。

因此，当政府在1979年发起【推广华语运动】，华社和华族家长，在为子女们面对着——英语和华语，还是英语和方言——的选择时，答案是明显的。华社大多数人士接受通过【推广华语运动】来改变本身族群的语言环境，正如我们已经接受英文英语第一语文的教育体制而改变了我们的语言环境一样。我们不得不忍痛牺牲我们的方言所要寻求的是，集中分散的力量，奋力平衡我们的语言环境，以便确保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能够在逐渐英语化的新加坡长远的生存与传承。这也是我国政府一直保证实行的双语和母语教育政策所必须坚持的目标 [^7, 李光耀: ... in an English school, ... children will learn their mother tongue as a compulsory second langu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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